集体主义能降低自杀率
发表于 2024-02-21 22:28 心理导读：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更易罹患抑郁障碍。而集体主义文化可通过鼓励人们相互给予社会支持，保护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少受负性情绪困扰，发挥“抗精神病理”的作用，从而促使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和群体趋于亲和甚或建构、维护集体主义文化。Chiao和Blizinsky（2010）的跨国研究发现，国家和地区层面的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控制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后的回归分析表明二者互为对方的显著预测因素。 ---psy898.com
集体主义文化能降低自杀率
为解释自杀率的全球分布，本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公开数据，提出并检验了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模型。分析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假设获得初步支持，即集体主义文化可能缓冲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给个体和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
1 引言
自杀是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2021）。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9年全球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达70.30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杀情形严峻程度差异很大，自杀率最低的不到2/10万（安提瓜和巴布达），最高的超过了80/10万（莱索托王国）。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杀率差异的成因，可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制定自杀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有力的科学的支撑。
大量研究表明自殺具有遗传易感性特征（Sarmiento-Hernández et al.， 2019），遗传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占比可达30%～55%（Brent &Melhem， 2008）。在基因-自杀关系研究中，较为一致的发现是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功能多态性的短等位基因与自杀行为有关（Malloy-Diniz et al.， 2011; Mann et al.， 2001）。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是编码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变异的一种短等位基因，可抑制启动子的转录活性，导致5-羟色胺在血液中的浓度降低（Collier et al.， 1996）。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也被视为社交敏感性基因，与个体情绪障碍（如抑郁、焦虑）有关（Beeverset al.， 2009）。有研究发现，在青少年群体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个体的抑郁史和自杀倾向有关（Sarmiento-Hernándezet al.， 2019）。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群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是自杀尝试行为的显著预测因素（Neveset al.， 2010）。
除了生理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自杀行为也有影响。Markus和Kitayama（2010）指出，欧洲和北美社会属于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重视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主性；东亚大部分国家是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人际和谐，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集体主义文化可以形成一个隐性而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Fiske et al.， 1998），缓解各种社会应激带给个体的不良身心影响，尤其可以缓解社会应激对携带社交敏感性基因个体的不良影响，提高其生存发展适应性（Way & Lieberman， 2010）。一项针对12个国家大学生人群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在东亚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则是自杀风险的预测因子（Eskinet al.， 2020）。
虽然不少研究证实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个体自杀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是当考察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全球分布及抑郁障碍和自杀的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时，可以看到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较高地区（比如东亚国家）的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整体上反而低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比例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北美和西欧）（Minkovet al.， 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那么，对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对个体自杀行为和人群自杀率影响上貌似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指出，基因和文化之间存在深远关联，彼此影响、协同进化（Feldman &Laland， 1996）。一方面，文化是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因具有一定的筛选作用，文化规范和习俗等可以提高适应其基因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降低不适应其基因的人的占比（Creanzaet al.， 2017）；另一方面，基因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影响个体乃至群体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选择与建构（Walsh & Yun， 2016）。
如前文所述，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更易罹患抑郁障碍（Caspi et al.， 2003）。而集体主义文化可通过鼓励人们相互给予社会支持，保护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少受负性情绪困扰，发挥“抗精神病理”的作用，从而促使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和群体趋于亲和甚或建构、维护集体主义文化（Way & Lieberman， 2010）。Chiao和Blizinsky（2010）的跨国研究发现，国家和地区层面的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控制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后的回归分析表明二者互为对方的显著预测因素。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情绪障碍患病率之间起中介作用。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人口占比高的地区促进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继而有效降低人群的情绪障碍患病率（包括重度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是自杀尝试的关键风险因素（Pfeifferet al.， 2009）。抑郁障碍往往先于自杀尝试发生，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可能受到共同的社会压力因素影响。多项元分析研究表明，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常伴有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行为，其自杀风险率约为15%（Cai et al.， 2021; Gournellis et al.， 2018; Orsolini et al.， 2020）。一项大型跨国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是自杀尝试的显著预测因素，且这种预测关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可得到证实（Nock et al.， 2009）。因此，为解释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自杀的关系，在个体和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所表现出的矛盾现象，本文基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Feldman &Laland， 1996），以及Chiao与Blizinsky（2010）的探索发现，提出以下假设：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集体主义文化有效缓冲了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对人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区域抑郁障碍患病率，进而降低了自杀率，即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比例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自变量：各国（或地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单位：%）。数据来源于2015年Minkov等（2015）的研究，该研究计算公布了59个国家和地区的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分布数据。
因变量：各国（或地区）自杀率（单位：十万分之一）。遵循以往研究惯例（Obschonka et al.， 2018），宏观水平因变量数据时间应滞后于自变量，本研究首先从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获取2016年全球自杀率数据用于假设检验（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然后获取2016年之后三年的全球自杀率数据（即2017、2018和2019年），用于结果稳健性检验。
中介变量一：各国（或地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分值。本研究从文化心理学家Hofstede的官方网站（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获取了对应国家或地区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分值数据（1～100分），经过反向计分处理后，分值越高代表该国或地区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二：各国（或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单位：%）。国家层面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https：//www.who.int），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且只公布了2015年171个成员国和地区的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数据。本研究获取并以各国抑郁障碍患病率数据作为中介变量，同时将各国焦虑障碍患病率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Chiao&Blizinsky， 2010）。
其他控制变量：各国（或地区）的基尼系数（GINI）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GINI、人均GDP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显著影响（Chiao&Blizinsky， 2010），本研究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网上（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获取了世界各国2015年（或可得最靠近2015年）的GINI和人均GDP（单位：美元）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2.2 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 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用偏差校正百分比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所有变量数据在做中介分析前都已进行了正态标准化预处理。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各国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显著正相关（r = 0.57， p < 0.001），与抑郁障碍患病率显著负相关（r = -0.53，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与抑郁障碍患病率显著负相关（r =-0.53， p < 0.001），抑郁障碍患病率与自杀率显著正相关（r = 0.30， p = 0.045）。
3.2 中介效应分析
在进行链式中介建模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考察和确认了前人研究发现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抑郁障碍患病率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Chiao&Blizinsky， 2010）。路径系数结果显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正向预测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β= 0.52，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负向预测了抑郁障碍患病率（β= -0.31， p = 0.029），具体见图1。使用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区间为［-0.019， -0.001］（不包含0），标准化效应值-0.161，效应量占比31.8%，与假设预期及前人发现相符。
以各国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为自变量，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抑郁障碍患病率为中介变量，自杀率为因变量，各国GINI系数、人均GDP以及焦虑障碍患病率为控制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链式中介模型的主要路径系数与假设预期一致，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正向预测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β= 0.52，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负向预测了抑郁障碍患病率（β= -0.31， p = 0.029），抑郁障碍患病率正向预测了自杀率（β= 0.44， p = 0.004）。使用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抽样5000次，检验模型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显示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影响自杀率的三条中介路径中，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集体主义→抑郁→自杀率（即核心假设路径）这一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110， -0.005］，不包含0。說明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核心假设成立。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模型的结果稳健性，本研究还采用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各国自杀率作为因变量，分别重复上述分析过程。主要结果显示，当因变量数据为以上年份各国自杀率时，核心路径的Bootstrap中介效应均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057，95% CI = ［-0.116， -0.005］（2017年）；标准化效应值-0.051，95% CI = ［-0.110， -0.004］（2018年）；标准化效应值为-0.051，95% CI = ［-0.102， -0.003］（2019年）。以上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分析发现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核心路径中介效应在2016年之后三年的自杀率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依然成立，支持研究假设：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高人口比例的国家或地区会亲和促进集体主义文化盛行，集体主义文化会降低该国或地区的抑郁障碍患病率，进而致使自杀率下降。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首次将宏观全球自杀率差异分布成因纳入该理论解释范畴之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大脑杏仁核敏感性，表现为对外部社会环境压力更为敏感，也更易罹患情绪障碍。但Chiao和Blizinsky（2010）以及本研究发现，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强相关，表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个体和群体倾向于选择和建构集体主义文化，进而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创造了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Fiske et al.， 1998）。因为集体主义文化这一“人际热络”文化，强调社会和谐并鼓励给予他人社会支持，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容易获得高联结感，进一步降低个体罹患抑郁以及出现自杀行为的风险（吴才智等， 2020）。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文化和自杀之间关系的研究，与一些经典的自杀成因理论形成直接对话，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融合失败假说。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内部低水平的社会融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缺乏凝聚力，从而造成过度的个体主义和高自杀率（Phillips， 2013）。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孤独感和缺乏社会支持容易导致自杀（Klonsky et al.， 2016; Van Orden et al.， 2010）。而集体主义文化鼓励给予他人社会支持，更易产生人际间高联结感，有效降低自杀意念和行为。
最后，本研究发现对于公共卫生组织自杀现实应对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通过降低人群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确实可有效降低国家自杀率，而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体面临抑郁障碍风险时可起保护作用，故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未来在制定相应自杀预防政策时，有必要将社会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考虑在内。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虽然使用较为客观权威的国际数据集，有意识地考虑到了变量数据间的时间滞后性，但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直接的因果推断分析。二是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对抑郁障碍患病率与国家或地区自杀率之间建立了直接效应，但抑郁与自杀往往由共同的社会压力因素导致，无法忽视二者可能存在的共变关系，因此本研究补充分析了抑郁障碍患病率与国家或地区自杀率之间为相关关系时的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核心链式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样支持研究假设。但目前，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等指标数据的来源唯一性，使得在重复性检验和样本规模上留下了一定遗憾和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提出了具有一定启发性意义的假设，并获得了初步的（虽非最为直接的）支持證据。未来研究可努力挖掘更为多源的兼具时间和空间广度的数据集，借鉴面板数据分析和因果推断前沿技术，分析获得更精确的、迫近直接因果检验的证据，提供对于人群和区域间自杀率波动成因的更深刻的见解，并最终为现实中预防和干预自杀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节选《心理技术与应用》 | 来源/fx361）
集体主义文化能降低自杀率
为解释自杀率的全球分布，本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公开数据，提出并检验了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模型。分析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假设获得初步支持，即集体主义文化可能缓冲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给个体和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
1 引言
自杀是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2021）。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9年全球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达70.30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杀情形严峻程度差异很大，自杀率最低的不到2/10万（安提瓜和巴布达），最高的超过了80/10万（莱索托王国）。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杀率差异的成因，可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制定自杀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有力的科学的支撑。
大量研究表明自殺具有遗传易感性特征（Sarmiento-Hernández et al.， 2019），遗传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占比可达30%～55%（Brent &Melhem， 2008）。在基因-自杀关系研究中，较为一致的发现是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功能多态性的短等位基因与自杀行为有关（Malloy-Diniz et al.， 2011; Mann et al.， 2001）。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是编码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变异的一种短等位基因，可抑制启动子的转录活性，导致5-羟色胺在血液中的浓度降低（Collier et al.， 1996）。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也被视为社交敏感性基因，与个体情绪障碍（如抑郁、焦虑）有关（Beeverset al.， 2009）。有研究发现，在青少年群体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个体的抑郁史和自杀倾向有关（Sarmiento-Hernándezet al.， 2019）。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群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是自杀尝试行为的显著预测因素（Neveset al.， 2010）。
除了生理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自杀行为也有影响。Markus和Kitayama（2010）指出，欧洲和北美社会属于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重视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主性；东亚大部分国家是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人际和谐，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集体主义文化可以形成一个隐性而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Fiske et al.， 1998），缓解各种社会应激带给个体的不良身心影响，尤其可以缓解社会应激对携带社交敏感性基因个体的不良影响，提高其生存发展适应性（Way & Lieberman， 2010）。一项针对12个国家大学生人群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在东亚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则是自杀风险的预测因子（Eskinet al.， 2020）。
虽然不少研究证实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个体自杀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是当考察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全球分布及抑郁障碍和自杀的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时，可以看到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较高地区（比如东亚国家）的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整体上反而低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比例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北美和西欧）（Minkovet al.， 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那么，对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对个体自杀行为和人群自杀率影响上貌似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指出，基因和文化之间存在深远关联，彼此影响、协同进化（Feldman &Laland， 1996）。一方面，文化是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因具有一定的筛选作用，文化规范和习俗等可以提高适应其基因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降低不适应其基因的人的占比（Creanzaet al.， 2017）；另一方面，基因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影响个体乃至群体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选择与建构（Walsh & Yun， 2016）。
如前文所述，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更易罹患抑郁障碍（Caspi et al.， 2003）。而集体主义文化可通过鼓励人们相互给予社会支持，保护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少受负性情绪困扰，发挥“抗精神病理”的作用，从而促使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和群体趋于亲和甚或建构、维护集体主义文化（Way & Lieberman， 2010）。Chiao和Blizinsky（2010）的跨国研究发现，国家和地区层面的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控制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后的回归分析表明二者互为对方的显著预测因素。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情绪障碍患病率之间起中介作用。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人口占比高的地区促进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继而有效降低人群的情绪障碍患病率（包括重度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是自杀尝试的关键风险因素（Pfeifferet al.， 2009）。抑郁障碍往往先于自杀尝试发生，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可能受到共同的社会压力因素影响。多项元分析研究表明，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常伴有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行为，其自杀风险率约为15%（Cai et al.， 2021; Gournellis et al.， 2018; Orsolini et al.， 2020）。一项大型跨国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是自杀尝试的显著预测因素，且这种预测关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可得到证实（Nock et al.， 2009）。因此，为解释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与自杀的关系，在个体和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所表现出的矛盾现象，本文基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Feldman &Laland， 1996），以及Chiao与Blizinsky（2010）的探索发现，提出以下假设：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集体主义文化有效缓冲了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对人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区域抑郁障碍患病率，进而降低了自杀率，即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比例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自变量：各国（或地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单位：%）。数据来源于2015年Minkov等（2015）的研究，该研究计算公布了59个国家和地区的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分布数据。
因变量：各国（或地区）自杀率（单位：十万分之一）。遵循以往研究惯例（Obschonka et al.， 2018），宏观水平因变量数据时间应滞后于自变量，本研究首先从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获取2016年全球自杀率数据用于假设检验（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然后获取2016年之后三年的全球自杀率数据（即2017、2018和2019年），用于结果稳健性检验。
中介变量一：各国（或地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分值。本研究从文化心理学家Hofstede的官方网站（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获取了对应国家或地区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分值数据（1～100分），经过反向计分处理后，分值越高代表该国或地区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二：各国（或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单位：%）。国家层面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https：//www.who.int），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且只公布了2015年171个成员国和地区的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数据。本研究获取并以各国抑郁障碍患病率数据作为中介变量，同时将各国焦虑障碍患病率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Chiao&Blizinsky， 2010）。
其他控制变量：各国（或地区）的基尼系数（GINI）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GINI、人均GDP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显著影响（Chiao&Blizinsky， 2010），本研究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网上（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获取了世界各国2015年（或可得最靠近2015年）的GINI和人均GDP（单位：美元）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2.2 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 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用偏差校正百分比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所有变量数据在做中介分析前都已进行了正态标准化预处理。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各国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显著正相关（r = 0.57， p < 0.001），与抑郁障碍患病率显著负相关（r = -0.53，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与抑郁障碍患病率显著负相关（r =-0.53， p < 0.001），抑郁障碍患病率与自杀率显著正相关（r = 0.30， p = 0.045）。
3.2 中介效应分析
在进行链式中介建模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考察和确认了前人研究发现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抑郁障碍患病率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Chiao&Blizinsky， 2010）。路径系数结果显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正向预测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β= 0.52，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负向预测了抑郁障碍患病率（β= -0.31， p = 0.029），具体见图1。使用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区间为［-0.019， -0.001］（不包含0），标准化效应值-0.161，效应量占比31.8%，与假设预期及前人发现相符。
以各国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为自变量，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抑郁障碍患病率为中介变量，自杀率为因变量，各国GINI系数、人均GDP以及焦虑障碍患病率为控制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链式中介模型的主要路径系数与假设预期一致，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正向预测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β= 0.52， p < 0.001），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负向预测了抑郁障碍患病率（β= -0.31， p = 0.029），抑郁障碍患病率正向预测了自杀率（β= 0.44， p = 0.004）。使用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抽样5000次，检验模型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显示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影响自杀率的三条中介路径中，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集体主义→抑郁→自杀率（即核心假设路径）这一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110， -0.005］，不包含0。說明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核心假设成立。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模型的结果稳健性，本研究还采用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各国自杀率作为因变量，分别重复上述分析过程。主要结果显示，当因变量数据为以上年份各国自杀率时，核心路径的Bootstrap中介效应均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057，95% CI = ［-0.116， -0.005］（2017年）；标准化效应值-0.051，95% CI = ［-0.110， -0.004］（2018年）；标准化效应值为-0.051，95% CI = ［-0.102， -0.003］（2019年）。以上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分析发现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核心路径中介效应在2016年之后三年的自杀率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依然成立，支持研究假设：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高人口比例的国家或地区会亲和促进集体主义文化盛行，集体主义文化会降低该国或地区的抑郁障碍患病率，进而致使自杀率下降。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首次将宏观全球自杀率差异分布成因纳入该理论解释范畴之中。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大脑杏仁核敏感性，表现为对外部社会环境压力更为敏感，也更易罹患情绪障碍。但Chiao和Blizinsky（2010）以及本研究发现，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和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强相关，表明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个体和群体倾向于选择和建构集体主义文化，进而为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创造了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Fiske et al.， 1998）。因为集体主义文化这一“人际热络”文化，强调社会和谐并鼓励给予他人社会支持，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容易获得高联结感，进一步降低个体罹患抑郁以及出现自杀行为的风险（吴才智等， 2020）。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文化和自杀之间关系的研究，与一些经典的自杀成因理论形成直接对话，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融合失败假说。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内部低水平的社会融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缺乏凝聚力，从而造成过度的个体主义和高自杀率（Phillips， 2013）。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孤独感和缺乏社会支持容易导致自杀（Klonsky et al.， 2016; Van Orden et al.， 2010）。而集体主义文化鼓励给予他人社会支持，更易产生人际间高联结感，有效降低自杀意念和行为。
最后，本研究发现对于公共卫生组织自杀现实应对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通过降低人群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确实可有效降低国家自杀率，而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体面临抑郁障碍风险时可起保护作用，故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未来在制定相应自杀预防政策时，有必要将社会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考虑在内。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虽然使用较为客观权威的国际数据集，有意识地考虑到了变量数据间的时间滞后性，但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直接的因果推断分析。二是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对抑郁障碍患病率与国家或地区自杀率之间建立了直接效应，但抑郁与自杀往往由共同的社会压力因素导致，无法忽视二者可能存在的共变关系，因此本研究补充分析了抑郁障碍患病率与国家或地区自杀率之间为相关关系时的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核心链式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样支持研究假设。但目前，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等指标数据的来源唯一性，使得在重复性检验和样本规模上留下了一定遗憾和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提出了具有一定启发性意义的假设，并获得了初步的（虽非最为直接的）支持證据。未来研究可努力挖掘更为多源的兼具时间和空间广度的数据集，借鉴面板数据分析和因果推断前沿技术，分析获得更精确的、迫近直接因果检验的证据，提供对于人群和区域间自杀率波动成因的更深刻的见解，并最终为现实中预防和干预自杀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节选《心理技术与应用》 | 来源/fx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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